黄龙县风光 黄龙县人民政府官网 资料图
关于人口小县机构改革，中央已定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稳妥推进人口小县机构优化。
澎湃新闻早前报道提到，目前，人口小县机构改革已在山西、青海两省多个人口小县完成，主要特点为通过“大部制”改革来降低行政成本和财政负担。湖南、安徽、甘肃、江西、陕西、福建、四川、西藏等地也已相继释放开展人口小县机构改革的信号。
最新的案例又来自陕西。7月22日，延安市黄龙县官方消息透露，黄龙县人口小县机构改革于7月19日全面完成，新组建机构已全部挂牌到位，新组建机构领导班子配备全部到位，涉改革机构职能、人员、编制全部划转到位，干部安排方案落实到位，新组建机构三定方案印发到位。
7月22日，黄龙县机构改革涉改单位揭牌仪式举行。相关负责同志共同为县委社会工作部、县发展改革科技局、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县教育体育局等单位揭牌。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孟伟强调，涉改部门要尽快整合机构职能、理顺工作思路、理清工作重点、明晰工作任务、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同上级业务部门、其他单位沟通衔接，切实理顺管理体制机制，保持各项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黄龙县位于陕西省中北部、延安市东南缘，区域面积2752平方公里，辖5镇2乡。2023年全县户籍人口46910人，常住人口4.05万人。
7月31日，澎湃新闻试图从当地了解此次改革的细节，多部门工作人员均婉拒了采访。其中，县委编办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接到了要求，“只做不说”。
黄龙县民政局一名工作人员透露，因为黄龙是小县，改革中就把民政局划入到县委社会工作部了，据其了解，延安市只有甘泉县和黄龙县是这么做的。
根据2022年公布的《黄龙县人民政府机构设置表》，黄龙县人民政府原设置工作部门24 个，分别为县政府办公室、经济发展局、卫生健康局、行政审批服务局、教育科技体育局、公安局、民政局、司法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自然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文化和旅游局、退役军人事务局、应急管理局、审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市管理执法局、统计局、医疗保障局、扶贫开发局（后改为乡村振兴局）。
相比之下，目前黄龙县政府网站信息公开栏目中，县政府工作部门只列出了16个，分别为政府办、公安局、住建局、人社局、财政局、审计局、发展改革科技局、自然资源和林业局、交通运输局、农业农村局、水务局、教育体育局、卫生健康局、应急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文化和旅游局。
黄龙县原有的行政审批服务局、民政局、司法局、退役军人事务局、城市管理执法局、统计局、医疗保障局等单位均未再列出。
其中，黄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于7月31日发出公告称，因机构改革，原黄龙县城市管理执法局与黄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合并办公，原黄龙县城市管理执法局办公电话停用，办公电话变更为黄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电话。
黄龙县此次改革的轮廓还可从近期当地人事任免中略知一二。在黄龙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7月24日公布的系列任免通知中：
黄龙县民政局局长由朱宏涛兼任；
黄龙县行政审批服务局2名副局长转任黄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黄龙县经济发展局2名副局长、黄龙县统计局2名副局长转任黄龙县发展改革科技局副局长；
黄龙县医疗保障局2名副局长、黄龙县退役军人事务局2名副局长转任黄龙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黄龙县城市管理执法局副局长转任黄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黄龙县教育科技体育局2名副局长转任黄龙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90年代，黄龙县曾因财政拮据发起过一次机构改革。
新华网后来报道提到，黄龙县是一个财政自给率只有27％，累计财政赤字2300多万元的困难县，靠举债才能发工资；而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全县平均9个农民养一个财政供给人员，这一比例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三倍多。黄龙县自1994年以来，用过许多办法来精简机构，缓解财政压力，曾是全国精简机构先进县。但这个县始终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当时黄龙县改革的主要做法是：将职能相近的局委合并，比如将科委、体委与文化局合并为科教文体局；对有经济收入的单位分3年逐年减少财政供给，直至全部脱钩。通过努力，全县最终撤并了党政事业单位58个，仅县直机关就减少了228个吃财政饭的人员。
然而黄龙县的改革很快失败了。
后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竺乾威2023年在论文中回顾道，这种将机构合并的大部制式的改革在解决部门横向的职能重复、运作不畅的同时，增加了与上级部门协调的成本。从组织结构上讲，改革后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一个部门要应对好几个上级部门，这种不对应的一个结果就是上下运作的不畅。比如，改革后的黄龙县，“对绝大部分被撤并的部门，上级主管部门是开会不通知，文件不下发，该给的资金也不再下拨”。
当年黄龙县改革的结果是，为了上下对口，出现了“下级模仿上级，级级模仿中央”的局面。上级有什么机构，下级不管是否需要，无论条件是否具备，毫无例外地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以致基层单位设置了诸多门类齐全、重叠不堪的行政机构和部门，甚至在一些乡村和街道居然也设立了体改办、文明办、政策研究办等机构和部门。在改革差不多五六年之后，财政供给人员比改革前增加了1100多人，不少机构恢复了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