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提高法定最低工资标准，能否给打工人“涨工资”，是入门级的经济学应用。各门各派的基本结论都差不多：直接作用有限。

如果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低于市场真实水平，并不会推动实际工资上涨。这很容易理解，无需多做解释。

当法定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市场真实水平时，“涨工资”就有盼头了。“法定”意味着强制，只要严格执行，企业就必须遵守。然而，这样的“强制涨工资”并非没有代价。代价就是“降本增效”。

“有形之手”能强制企业涨工资，却不能强制增加企业利润。工资标准的“人头费”增加了，企业就会减“人头”，减少招聘、增加裁员，此乃“降本”。“增效”则是用足“人头”，增加在岗员工的工作量。

也就是说，结果是在职者的名义收入提高了，但是收入的“性价比”下降了。求职者则要付出就业岗位机会成本上涨，失业期延长、求职门槛提高，等等。如果“降本增效”还不能让企业盈利，那么企业就会“跑路”、关门。

“有形之手”也不能强制企业经营。2004年推行最低工资制时，就因标准过高，很多企业难以承受，选择了退出市场。

显然，用提高法定最低收入的方式强制涨工资，即便能够做到，结果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

展开全文

因此，这次各省市提高最低工资是很谨慎的。中西部地区的增加幅度相对较大，是因为多年没调整的“补课”因素。东部地区的调整幅度更小，则是因为此前都是“小步快跑”，上调的空间有限。

尽管各省的调准幅度存在地区差异，但是最终的结果都是偏低，低于市场真实水平。

而且，“纸面作业”给出的最低工资标准和市场实际工资水平相差甚远，连市场参考价值都没有。比如，2024年各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上限在8.5万元以上，下限为3万元左右，相差2.8倍。

而最新的最低工资标准的下限青海省为每月1880元，最高的是上海市为2690元，相差1.43倍。上海和青海的收入差距就这么点吗？上海企业开价每月2690元，能招到正式员工吗？

当然，也不能说这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一定是“无用功”。有经济学理论认为，即便法定最低工资的标准低于市场实际水平，提高标准还是会产生“灯塔效应”的心理作用。提升大众的涨薪预期，总归会对消费有一定的促进。这一理论的有效性，有待现实的检验。至少目前看来，预期有限，效果并不明显。

其实，对消费意愿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并不是法定最低工资标准的“纸面标准”，而是可支配收入。落袋为安的收入才是消费的底气。如何提高打工人的可支配收入。工资收入的“可支配”部分偏低，才是中国打工人薪资体系的症结所在。

02

名义上，中国打工人的收入并不算低。国际劳工组织（ILO）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劳动者报酬GDP占比为52%，处于全球平均水平。仅比日本低2%，与欧盟的57.2%、美国的56.2%也没有断崖式的差距。

但是，可支配收入是另一回事了。2024年美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1万美元，占人均GDP的59.6%。而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13万元，仅占人均GDP的43.2%。差距高达16.4%。

美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GDP的占比高于劳动报酬在GDP的占比，是因为还有占比颇高的投资性收入。2023年数据显示，62%的美国家庭持有股票，美国家庭财富中约41.6%的金融资产与股市挂钩。

而中国家庭财产的结构是房产为主，占比约70%，其次是存款。房产更多地对应了债务支出，而不是收入。存款的利息……不提也罢。

美国打工人的可支配收入除了工资，还有投资收益。而中国打工人的可支配收入，只有工资。此消彼长，就差了一截。

中国打工人没有投资收益的“偏财”也就罢了，名义收入的劳动报酬和实际的可支配收入还差了一大截。前者占GDP的比重为52%，后者仅为43.2，相差近10%。这消失的“10%”去了哪儿？去了社保。

社保缴纳金额年年涨，雷打不动。社保缴纳基数不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计算的，也不是按照实际收入增长计算的，而是按照当地上一年人均工资计算的。以深圳为例，2024年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为每月4492元，2025年调整为每月4775元，涨了283元。

这个算法很有意思。由于社保缴费基数雷打不动每年上涨，所以全口径的劳动报酬也是每年都涨，保证了劳动报酬在GDP中的占比数据。但是，劳动报酬的名义收入上涨，大头甚至全部进了社保缴费，可支配收入原地踏步，甚至下降。

这也造成了企业和员工“两头怨”，企业的人力成本年年涨，企业赚不赚钱都要涨。员工看自家的工资单，如看发际线，看自己老板的心情能好到哪儿去？

企业人力成本刚性上涨，钱是出了。但是员工拿不到，能不怨吗？那么企业社保缴费的刚性支出去了哪儿？

每年退休金上涨，就是从这块社保增来的。2025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涨幅为2%，现在的养老金是全国统筹、即收即支的。这个2%的涨幅，是羊毛出在狗身上，在职员工的社保金给退休人员加工资。

也就是说，企业增加的人力成本，并没有用于激励在职员工，而是拿去“激励”退休老人。这是激励打工人的劳动积极性，还是激励打工人早日退休呢？

与养老金每年2%以上的稳定增长相比，最低工资标准年均不到1%的不稳定增长，多少显得有些荒谬而苦涩。再看劳动报酬和可支配收入在GDP中占比10%的落差，心情很难美好。

综上所述，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或许有一定的“风向标”作用，但是对打工人实际薪酬增长的直接影响微乎其微。中国劳动者的收入“体感”不佳，问题出在了收入结构，和最低工资标准真的没啥关系。

名义收入的劳动报酬因社保缴费基数的刚性增加每年都在涨，同样水涨船高的还有企业的人力成本。然而，这种名义收入的刚性上涨，并没有增加可支配收入。

与此同时，中国打工人除了“死工资”外，缺少投资性收入，也影响了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这也不难理解，人工成本是企业主要成本支出之一，每年的“刚性增加”，挤占了利润增长，无疑会影响投资收益。这就造成了市场初次分配的“死循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即便对打破这一困境有所帮助，作用也不会很大。

要让打工人的日子过得宽裕，还是得另想办法。对社保的缴纳标准、养老金缺口的来源，都要作出符合实际的结构性调整。为企业解套，为打工人松绑。

*本文为冰川思想库原创文章，未经授权禁止转载，否则追究相关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