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因编辑狂魔贺建奎到硅谷“超级婴儿”，5万美元真能筛出“高智商孩子”？

在技术不成熟、存在不可预测的“脱靶效应”风险、且有成熟药物替代方案的情况下，这种“主动创造”新基因型的行为，被国际科学界一致谴责为不负责任的人体实验。

2019年，他因非法行医罪判刑3年。

不过，和中国科学家贺建奎不同，当前硅谷精英热衷的多基因胚胎筛选（PGT-P）则是以一种更为隐蔽、更符合商业逻辑的方式，开启了另一扇“定制”之门。

PGT-P其实并不修改胚胎的任何基因，而是基于体外受精（IVF）产生的一组胚胎，通过大数据分析来识别并选择出具有最低疾病风险或最高潜力性状的胚胎进行植入。这项技术的火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规避了最激烈的伦理争议，因为没有主动修改可遗传的基因，同时迎合了硅谷科技精英们对“超级人类”的追求。

但是，PGT-P早已不是什么新名词。

2020年5月，美国新泽西州一家公司Genomic Prediction公布了全球首例通过多基因风险筛选技术辅助助孕诞生的婴儿——一名叫Aurea的小女孩。据报道，Aurea的胚胎在植入前接受了多基因风险评分（Polygenic Risk Score, PRS）分析，是选出的患心脏病、糖尿病、癌症和精神分裂症等疾病风险最低的胚胎。

Aurea的出生也为很多公司的创立提供了启发。从那时起，硅谷的基因筛选公司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最知名的包括美国旧金山的Orchid、新泽西的Genomic Prediction、加州门洛帕克的MyOme等，它们纷纷推出以胚胎基因筛查为卖点的产品或服务。

具体来看，我们所说的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reimplantation Genetic Testing, PGT）是一系列在体外受精（IVF）过程中对胚胎进行基因检测的技术。通常包括检测染色体数目异常的PGT-A，检测单基因疾病的PGT-M等。这些传统PGT方法主要用于避免胚胎带有明确遗传缺陷的染色体或基因突变。

但多基因筛选技术（PGT-P或Polygenic Embryo Screening）则更进一步，它通过对胚胎全基因组的数十万乃至百万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位点进行统计学分析来计算出该胚胎未来患某些常见复杂疾病或具有某些性状的概率。

多基因风险评分（Polygenic Risk Score, PRS）就是将个人携带的多个基因风险变异整合成一个概率或百分比值，用以评估其患多基因疾病（如糖尿病、冠心病、精神疾病等）的相对风险。

就像在Aurea案例中，研究人员为每个胚胎都计算了患心脏病、糖尿病和癌症的PRS，然后选出了这几项风险都是最低的胚胎进行移植。

为亿万富翁服务的隐秘实验室

从2021年起，美国若干初创开始将更大规模的基因测序与PRS引入IVF胚胎分析服务，并开始与IVF诊所合作提供胚胎报告。

Orchid Health是硅谷最早一批将全基因组胚胎筛查商业化的公司。其创始人 Noor Siddiqui毕业于斯坦福，创业灵感源自她在生物信息学领域的研究。

Orchid 最早专注于父母基因检测与疾病风险匹配，为计划生育的家庭生成遗传风险报告。随着基因测序成本降低，他们推出了旗舰产品Orchid Embryo Report，号称可重建胚胎 99% 的基因组信息，从而预测心脏病、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症等复杂疾病风险。报价约为每胚胎2500美元起。

截至目前，Orchid累计融资约450万美元，其客户群体集中在美国西海岸的中高收入人群与私立IVF诊所。有相关报道称，马斯克与希文·齐利斯的孩子，使用的就是Orchid Health的服务。

然而，当内卷的风伴随着AI的爆火开始吹遍硅谷的每个角落，精英们在下一代的健康之外，开始追求更多。于是，一些公司开始了为少数客户做智商筛选的尝试。

2024年底以来，最受瞩目的当属Nucleus Genomics。这家由哈佛和麻省理工出身的科研团队创立的公司，刚在2025年完成约1400万美元A轮融资。Nucleus的核心产品是Nucleus Embryo，一种面向IVF家庭的基因分析系统。

公司宣称，其算法可对单个胚胎的基因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并基于PRS计算900多种疾病及性状的风险，最终生成一个“胚胎健康排名”。 每个胚胎都有独立风险条和综合分数，父母可以根据不同疾病或性状的权重，直观地选择“最优组合”。

甚至，你还可以挑选孩子瞳孔的颜色，还能预测孩子左撇子、多动症、焦虑症甚至是严重痤疮的倾向。

还有一家更为激进的公司Herasight。公司就像一个为亿万富翁定制孩子的隐秘实验室，据报道，Herasight面向全球高净值客户，提供每次收费高达5万美元的胚胎分析服务，内容包括智商、身高、体重、甚至外貌评分。

公司宣称，只要一对夫妇能提供10个胚胎，他们就可以检测出这些胚胎约15个点的智商差异。

技术上看，他们主要利用英国生物样本库（UK Biobank）和美国多民族遗传数据库训练模型，号称能最大化下一代的潜能。Herasight 的融资信息和客户并不公开，但社交媒体有传言称其已经获得了部分私人家族基金和新兴生物科技风投的注资。

这个项目的恐怖程度，就连贺建奎都不禁感叹，简直是生物恐怖主义。

一场豪赌还是一场骗局？

中科院动物所博士后刘超曾对搜狐科技表示：“超级婴儿这件事可能是人们美好的想象，虽然现在人类拥有了编辑基因的能力，但也仅仅是简单地删除，增强等，目前的实验室能力还远未达到创造超级婴儿的程度。”

花大价钱购买无论是基因编辑，还是基因筛查甚至智商增强服务的客户，很大可能根本无法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目前，已有多篇国内外研究论文指出，多基因风险评分（Polygenic Risk Score, PRS）对复杂性状（包括智商、身高、教育成就）的解释度极低，对个体预测效力不足，且在不同族群之间的迁移性很差，不适用于个体层面的“选胚”或决策。

Cell期刊中也有论文认为，将智力、性格或成功归因于基因是一种误导，环境与教育因素的权重远超遗传变异。

2021年，欧洲人类遗传学杂志也发表了针对PGT-P的论文，并给出结论：尚未进行任何临床研究来评估其（PGT-P）在胚胎中的诊断有效性。

其实，多基因风险评分只是概率预测，而且单个基因变异贡献十分有限。不仅如此，婴儿的成长还会受到环境、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换言之，即便一个胚胎的PRS显示患病概率更低，也不能100%保证其一生没有该疾病。同样，所谓胚胎智商评分更是缺乏科学依据，目前可解释的基因效应只会带来微乎其微的平均智力差异。

正因为此，多位遗传学家和医学组织都提醒，目前还缺乏证据证明基于多基因评分的胚胎筛选具有明确的临床效益。美国医学基因学会（ACMG）已公开表示，目前这类技术尚不适用于临床，不应对患者开放

目前，美国法律层面并未对所有PGT-P有明令禁止，市场监管主要以行业自律与医学共识为主，也正因如此，创新与商业化速度较快。但其他国家目前监管都较为严格，比如英国对非医疗性状筛选有明确限制，中国对基因编辑植入严格禁止，对于胚胎基因检测在医疗或预防遗传病方面也有十分严谨的规定。

Nucleus等公司的存在说明，技术进步已经开始把更多选择带到了人类面前，但每一次选择的背后，都应该承载着科学、伦理责任与社会后果。

技术能做什么，不代表我们就应当做什么。把胚胎排序当作人类的常规选项，显然既不谨慎也不公平。